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：三轮车、小推车依次排开，售卖蔬菜瓜果、小吃的流动摊贩叫卖声此起彼伏，行人驻足挑选，烟火气十足——这就是典型的“马路市场”。它们往往出现在人流密集的十字路口、地铁出口、小区门口，甚至机动车道与人行道的交界处，形成一种“见缝插针”式的经营样态。

一、现状概述：马路市场的蓬勃与乱象

马路市场作为非正规经济的典型代表，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便捷、廉价的生活服务，比如早餐、夜宵、蔬果零售等；另一方面，也因其占道经营、阻碍交通、环境卫生、食品安全难以保障等问题，长期成为城市治理的难点。

流动摊贩在选择经营场所时表现出明显的“用脚投票”特征：尽管政府多次推行“退路进场”、设置正规疏导区，不少摊贩仍选择“弃场回路”，重回马路经营，形成治理循环中的“回流现象”。

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当前城市治理策略的局限性，也深刻揭示了非正规经济与城市秩序之间的内在张力。如何理解其背后的成因，并制定出符合实际、多方共赢的治理策略，已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关键课题。

二、发展缘由：为什么马路市场屡禁不止？

（一）政策背景与治理演进

自2014年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》首次提出“建设减免收费的农贸市场和餐饮摊位”以来，国家多次在政策层面强调对流动摊贩的疏导与规范。各地也陆续探索出“疏堵结合”的治理模式，具体包括：

空间供给型：如广州设置疏导区，引导摊贩集中经营；

建档考核型：如南京推行“十二分制”，对违规摊贩进行扣分管理；

多元共治型：如温州引入市场力量，推动摊贩成立公司统一管理。

然而这些模式在落实中效果参差不齐，“进场”之后又“回路”的现象十分常见。其背后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（二）马路市场的“拉力”：灵活性、低门槛与高效益

相比于政府设置的疏导区，马路市场具备三大显著优势：

1. 高时空灵活性：摊贩可随人流变化自由调整出摊时间与位置，没有固定摊位限制，更能捕捉消费高峰与突发客流。

2. 柔性监管环境：基层执法常采取“驱赶但不取缔”“劝导为主惩罚为辅”的方式，实际形成某种程度的默许经营空间。

3. 消费者匹配度高：马路天然具备人流优势，尤其在地铁口、商业街、社区入口等节点，客流量大、消费意愿强，摊贩更易获得收入。

（三）疏导区的“推力”：成本、准入与竞争压力

相反，政府设置的疏导区却存在诸多现实问题：

租金负担重：每月300–1000元不等的租金，对小本经营的摊贩而言是一笔不小开支；

准入不透明：摊位分配中存在信息不公开、隐性交易等问题，导致部分摊贩难以获得公平机会；

同质化竞争激烈：同类商品集中摆放，摊贩之间陷入价格战，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。

（四）摊贩的个体理性：逐利、家庭与归属需求

摊贩的选择不仅是经济行为，还嵌入其生活逻辑之中：

逐利倾向：追求收入最大化是基本动机；

家庭照料需求：很多摊贩需兼顾经营与照顾老人、孩子， “离家近”成为重要考量；

城市扎根愿景：希望通过经营融入城市、改善生活，甚至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和未来。

三、治理策略：从“堵疏循环”走向“系统治理”

要真正实现马路市场的有效治理，不能仅靠“赶”或“迁”，而应从其生存逻辑出发，构建多层次、人性化、可持续的治理体系。

（一）优化疏导区：降成本、保公平、促差异

1. 成立摊贩自治组织：推动摊贩建立自治委员会，参与租金协商、规则制定，增强其对疏导区的归属感和话语权。

2. 实施弹性租金制度：探索“租金—销售额”挂钩机制，或对困难摊贩实行租金减免、分期付款等政策。

3. 推动差异化经营：鼓励摊贩发展特色商品，避免同质竞争，可通过开设特色专区、组织市集活动等方式提升整体吸引力。

（二）强化马路治理：依法管控与公众参与结合

1. 明确法律边界：制定清晰的马路经营负面清单，界定哪些区域、哪些行为属于严禁范围，并提高违法成本。

2. 引入智慧监管：借助视频监控、大数据平台等工具，实现精准发现、快速响应，提升执法效率。

四、结语：走向包容与秩序并重的城市治理

马路市场的“野蛮生长”，本质上是在城市快速扩张与治理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，非正规经济自我调适的一种表现。其背后是数以万计普通人的生计选择，也是城市多样性、包容性的体现。

治理马路市场，不能简单理解为“清理”或“取缔”，而应将其视为城市治理的一部分，在“人本主义”和“精细化管理”的双重理念下，通过制度设计、政策支持与社会协同，实现“马路回流”向“安心进场”的转变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秩序与活力、管理与包容之间找到平衡，构建真正属于每一个人的城市。